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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蒲剧:铁汉公PK黑包公 打虎灭蝇和泼命反腐
万荣发布   2017-08-21 17:09:32

  

  

      

《铁汉公薛瑄》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明代.山西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卒于天顺八年(1464年),享年76岁。薛瑄出生于教育世家,祖父长期从事乡村儿童教育,父亲于明洪武年间中举人,长期在河北、河南等地教育部门任官员。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十一二岁时,在父亲严格的儒学思想影响下,立下“成大儒”“成伟士”的宏愿,废寝忘食,埋头苦读,成为饱学之士,于明永乐十八年,举河南乡试第一,次年登甲榜进士及第。

薛瑄从政之后,继承了儒家的“民本主义”,创立了“以爱为本”的为政之道。一生居官24年,历任监察御史、提学佥事、大理寺少卿、大理寺丞、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礼部左侍郎、入阁预机务(宰相之职);从政期间,大多执掌法纪,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享有“铁汉公”和“南京好官”的美誉。薛瑄把廉政分为三种境界,即自廉、他廉、被廉,既不刻意为“名节”而廉(他廉),更不因“畏法律保禄位”而廉(被廉),他的清廉自守纯粹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清白立世,“廉”为世范。

薛瑄逝世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理学家。他精研性理之学,提出“理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哲学观,是明清以来公认的鸿哲巨儒、理学大师,被誉为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知行台一的学者,形成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并驾齐驱,世称“南王北薛”。他是明代下诏从祀孔庙第一人,世称“薛夫子”;著有《薛文清文集》、《读书录》《从政名言》、《理学粹言》等。

2017年,为深挖活用薛瑄廉政文化资源,万荣县邀请国家一级编剧张宝祥创作了大型廉政历史剧《铁汉公薛瑄》。该剧由中国戏剧学院导演系副主任王永庆执导,由万荣县蒲剧团排演,剧情讲述的是明代正统八年,司礼太监王振独断朝政,大理寺少卿薛瑄复核贺氏杀夫案查出冤情,都察御史王文因案涉王振之侄不予重审。薛瑄冒死弹劾王文。王振与王文沆瀣一气,诬陷薛瑄受贿,判处其死刑。薛瑄狱中不馁不跪,铁骨铮铮,人皆称其“铁汉公”。薛瑄为民辨冤反蒙冤,震动朝野,群臣申救,薛瑄获赦,流放戍边,后归乡设馆授徒,开创“河东学派”;七年后,奉诏回朝,任大理寺正卿、翰林院学士。

《政坛铁腕 学林巨擘——文清公薛瑄述评》(2006年万荣《后土文化》杂志第1期,作者:陈振民) 明朝初期,中国出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清官薛瑄。其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于1389年出生在当时的河津县南薛里,即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他33岁中进士,40岁出仕,先后从事过广东道和云南道观察御使、山东提学佥事、北京大理寺左少卿和右丞、南京和北京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1464年去世,共活了76岁。他一生读书明理,躬身实践,清白自守,廉洁奉公,忠国爱民,惩治贪官,履行法制,平反冤狱,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可谓政坛铁腕,学林巨擘,死后又被皇上下诏从祀孔庙,是封建时代少有的伟人之一。

聪明神童 朴实才子

薛瑄建自小资质聪明,勤奋好学。11岁时其父薛贞在四川马湖府担任平夷长官司的吏目,薛瑄随父读书。由于当地文化落后,土司官员闻知薛瑄能文,就纷纷送子弟到薛瑄处伴读,还常常争请薛瑄到家教子弟吟诗作文,以小豚为回报之札。16、17岁时,薛瑄随父到荥阳,父任教谕,瑄仍读书。时有以学问闻名的河南行部参政陈宗问来荥阳视察,瑄父陪陈泛舟河上,陈触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上联:“绿水无忧风皱面”,然对句苦苦难得,向瑄父请教,不料瑄父也无以为对。此时瑄正好在场,遂朗声对道:“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惊喜异常,夸奖不已。归来索看薛瑄平时诗赋文章,备极赞叹,欲向朝廷荐其为“神童”,薛瑄忙以年幼学浅而推辞。陈宗问离开荥阳时,专门给薛瑄赠诗道:“知汝晚来成大器,愿修德业赞熙雍”。

薛瑄于此后对科举之学渐失兴趣,而醉心于宋朝理学思想的钻研。他苦读典籍,穷通精义,逐渐养成了清廉自好的情怀。时有姓陈的一位儒学教官给他送来一些青菜,他感激得吟诗道:“秋圃应知雨露多,嘉蔬分送奈情何。书生咬得其根味,绝胜金盘荐紫驼”(《西州陈广文送菜》)。这固然充满了对友情的品味,而另一方面也流露了浓厚的喜索厌奢之风。这种品质在他中了进士后的生活中,更加突现出来。他在中州买了一所简陋的茅屋,后来破漏,无力修补,但他并不厌弃这种清苦的日子,写了首歌行《茅屋漏》唱道:“……却忆唐朝老工部,西蜀草堂几风雨。亦有官居鼎鼐尊,欲起楼台无处所。昔贤穷达还复然,我何愠此沾湿苦。且待天晴饱读书,此屋区区不须数。”其意是以杜甫草堂为秋风所破以及有的古贤也无钱建筑楼台为例自我安慰,说这屋还算宽敞,何须求全责备。

一个在理学精神陶冶下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可贵品质,只有具备远大志向而不为纸醉金迷的人才能有。他在《登科后还家省侍》的七律中就吐露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君亲恩比沧溟大,忠孝深期愿莫违”。把君亲之恩看作大海一般深厚广大,向国家尽忠和对双亲尽孝,是他内心的宏愿。真可说他的一生言行,已于此张本。

廉以律己 严以惩贪

薛瑄出仕后进一步发扬了清正处事的作风,律己甚廉,惩贪又严。当时沅州银场是制造货币的主要原料基地,国家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由于管理混乱,白银流失严重,很需要一位正气凛然的清官去整顿。薛瑄早有盛名,皇上就选他为广东道监察御使,监湖广银场。朝内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大捞油水的肥差,纷纷向他祝贺,瑄举古诗“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以自警,兼作答谢。他到任后,一些喜欢拍马屁的地方官和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竞相备礼要去拜见他,目的是为打通关节,求得庇护。薛瑄闻知就写了一首明志诗张贴于府门之上云:“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这就把那些想来巴结的人堵在了门外,他们再也不敢上门了。

1430年薛瑄到辰州巡察,得悉此地五溪山恶虎出没,伤人害命,地方官却不闻不问。瑄立即给朝廷奏表陈情,皇上派将官武士杀死了四只恶虎,捕获了几头豹子,当地百姓方得安居乐业。这时那位不理民事爱拍马屁的县官写了篇《捕虎颂》,备了厚礼求见薛瑄。薛瑄正色讽刺道:“你送的礼物是否太少了?打虎将士百余人,你该每人送一份才是!”,县官尴尬,答说就办。薛瑄又教训他:“打虎将士功比天高,我有什么值得大颂特颂呢?”把马屁文章《捕虎颂》扔回他面前。

县官浑身发抖,起身要溜,薛瑄又厉言道:“虎豹食人害命,已擒而杀之;而宰尽披着人皮的豺狼虎豹——贪官污吏们,比捕杀山中的虎豹更重要啊!你晓得吗?”把县官说得点头称是,落荒而逃。后来薛瑄赴京向朝廷弹劾了这个贪官,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薛瑄在湖广监察任上这样清廉自守,为民除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敬仰,被称为薛青天。他离任后,老百姓在家中把他的肖像供奉起来,祝他长寿。

高扬傲骨 抗衡权轩

薛瑄居官理政清正廉明的佳话传到京城,朝中不少官员向皇上举荐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1441年他由山东督学佥事奉调入京,任大理寺左少卿。此期间他傲抗权奸、秉公办案的胆识,更令人肃然起敬。当时有个宦官王振曾为皇上老师,受宠专权,许多官员都怕他、顺他、讨好他。他因与薛瑄是同乡关系,意欲在瑄初到京城任职之际,施行拉拢,进一步培植个人势力,便派人向薛瑄送礼。瑄洁行自好,予以推却。送礼人说:此乃别人求之不得之事,你怎么能拒绝?这样下去,怕要惹祸。

薛瑄充耳不闻,虽然其礼再至,终究固辞不受,更不去王府拜见。学士杨士奇、曹鼐知道后,恐薛瑄获罪于王,曾劝薛瑄道:先生被召为京官,固是我等所荐,而王振素闻君之美誉,在皇上前曾有好言,何不前去拜谢!薛瑄肃然拒之日:“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礼!”后群臣议事于东阁,王振忽至,诸臣皆行跪拜,独瑄屹立不动。王振见状,专到薛瑄面前作揖致意,瑄不为还礼,使振讨了个大大的无趣。

薛瑄在执法任上,对王振操纵锦衣卫制造的十几起大冤案,更是大胆抗衡,平反昭雪。处理贺氏被诬一案,便是突出一例。当时京城百户指挥刘某之妾卞氏,与王振之侄王川有奸,刘某死后,欲嫁王川,刘妻贺氏以守夫孝三年之礼阻其再嫁,卞受王川指使,诬告贺氏害死刘某,致贺氏被捕屈招,定为死罪。案报大理寺后,薛瑄发现其情不明,三次驳回重审。原审理此案的八道衙门因其与王振、王川有关,明知有冤,故不改判,王振、王川亦多方贿赂薛瑄。瑄置之不理,交由刑部重新审定,终于给贺氏查明冤情,放其出狱。之后,薛瑄紧追不舍,建议皇上将制造贺氏冤案的王振、王川及御使王文治罪。不料遭其反扑,被弹劾为“是古非今,妄辩已成大狱”,判为死刑,投入锦衣卫死牢待秋后问斩。

薛瑄从容自若道:“辩冤获咎,死何憾焉!”诵读周易不断。通政使李锡见薛瑄如此烈烈胆气,耿耿丹心,感叹道:“真铁汉公也!”后王文亲自提审薛瑄,薛瑄不仅严词拒绝,反而当庭揭露王文制造冤案事实,王文恼羞成怒,下令提前将薛瑄绑赴刑场杀头。社会舆论,一时哗然,王振贴身老家人亦为不能容贤而痛哭,王振为之心动。加之大臣王伟、李贤等紧急向皇上奏表申冤,薛瑄终被释放。

恤民之苦 解民之危

薛瑄面对朝中权奸的劣行,能如此大胆抗争,而对平民百姓的命运,则一贯关照有加。1450年春,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发生苗民叛乱之事,皇上派兵前往征讨,薛瑄亦奉旨前去督办军饷,参赞军机。他深知苗民叛乱固然有少数分裂主义者作祟,而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激起民变,曾写诗道:“贪官能致乱,选牧望天朝。”(《有感之五》)当主帅决定将苗民四面包围,全部歼灭时,他出于对受压迫的苗民的同情和促使苗汉两族团结考虑,力谏主帅对苗民恩威并用,以服心为主,晓以大义,能归顺朝廷者,从宽发落,死硬顽抗者,再予严惩。又以诗明理说:“但令疆围静,休慕简编青。”(《闻道之三》)意即只要边境安宁了就好,何必图青史上的武功之名!主帅采纳了他的意见,让他亲自起草了理明义显、情真意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布告,四处张贴。苗民终被感化,纷纷缴械投降,从而避免了一场民族流血战争。

事后,他又体察民望,怀抱慈悲,回京向朝廷上书要求减免茁民的贡赋。遗憾的是在一些奸佞蒙敝下,皇上未予批准。薛瑄大失所望,吟诗寄慨:“钟期去后今千载,谁复人间是赏音”(《琴》)借用伯牙和子期的故事,为自己在上流社会少有知音,高见忠肠不被理解而发抒苦闷情绪。他甚至焦灼地发泄牢骚:“君子虑兢危,小人尚欺诞。已矣无与言,归去耕吾衅!”(《浩叹》)说正直君子都在小心谨慎地防止危险,而奸邪小人却总是虚传假报,欺骗视听,和这些人还怎么合谋共事,不如索性回家种我的庄稼,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尽管如此,薛瑄仍不放过任何体恤老百姓的机会。

1453年他任北京大理寺卿后,苏淞一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饥民向富户借粮不得,反挨打骂,被逼迫出卖儿女和房屋土地,忍无可忍,向富户造反,烧其楼舍,抢其粮食,随后逃海避难。太保王文奉皇命捕获500余人,意欲以谋叛之罪全部论斩。诸臣不敢提出异议,唯薛瑄替民叫苦,据理抗辩,获皇上准许,使仅斩魁首三、四人,余皆活命。王文没法,气得说:“这个老家伙比以前更倔了!”

精研性理 通晓化机

如前所说,薛瑄廉明清正,忠国爱民的思想作风,来源于他对宋朝以来性理学说的学习和实践。他对理学的研习,自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史书载他 “慨然以求道为志,一言一动,精思力行,如有与书不合者,终夜反侧不寐。”(《薛瑄行状》)出仕后在沅州一带任监察御使期间,对性理学说更加钟爱。《薛文清公年谱.明宣宗宣德七年》条下云:“先生在沅凡三年余……日夕精研理学,寤寐圣贤,手录《性理大全》,潜心玩诵,夜分乃罢。深冬盛寒,雪飘盈几,晤咿不辍。或时有所得,即起燃灯记之;或通宵不寐,味而乐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积为(读书录》。”他还以诗的语言集中反映他研习理学的心得。认识到“千二年来治乱机,只从理欲辨安危”(《通鉴》),意即从三国到明代约一千二百年的治乱原因出在理欲二字,如能存天理灭人欲,天下就大治大安,否则就大危大乱。

又说:“理在象中元不离,莫于象外用功夫。”(《观太极图之一》)认为万物之理藏于万物之形中,与属于天地万物本原的元气紧相符合,成了产生天地万物的准则。还说:“一理阴阳及五行,乾坤万物各生成。”(《观太极图之二》)亦即理的规则作用和阴阳之间的相互对立、消长、依存、统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这些变化形式的结合,产生了天地万物。随之又讲道:“群生已向无中见,一气还从静处移。”(《冬至》之二)指出一切有生命和生机的事物.都在无形中产生,属于万物本原的气,也在冷静中发动,宇宙间总是静中含着动的机制。由这些可以看出,薛璋对客观事物的来源、发展和转化规律已有了一定的观察和了解。在他退归乡里之后,对性理之学仍悉心精研,笔记心中所得,积为《读书续录》。

薛瑄平生对理学的突出贡献,是理顺了理和气的关系,主张“理只在气中,理和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读书续录?卷二》)。这就是说,事物的固有规律总是同时存在于事物之中,欲求其理,必据其物,即所谓实事求是也。这是薛瑄关于理气关系的唯物主义命题,纠正了朱熹的“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之间“先是有理”的唯心主义错误。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成了薛瑄应事处人的理论依据,而且对明代中期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

热心办学 奋力育才

薛瑄从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为国家造就人才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狠抓办学育才工作。他出仕之始即申请从教而未能如愿,常以为憾。后来全国教学质量下降,科举合格者一年年减少,原因是提督学政的官员多是外行,不得其人。于是,皇上下令选拔这方面人才。在吏部推荐下皇上于1436年任命薛瑄担任山东提学佥事,薛瑄深以为幸,欣然道:“此吾事也’”由此开始了他在山东主管教育事业六年的生涯。他到任后首先拜谒了由宋代大学者朱熹立规讲学的儒学圣地白鹿洞,继而创办了新学府济南书院,重金聘请不少名流学者到书院执教。

他以“复性”为主旨,按“白鹿洞规”制订了从教之目、为学之序、处世之要、接物之则,要求改进学风,做到学以致用。并强调“诲人必因其才器而成就之”,亦即因材施教,或以书典,或以诗赋,或以字画,或以讲诵,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有一学生因家贫废学,屡考不中,要求退学,其师亦许,薛瑄询知该生在祭祀孔子之日,跟着和尚学习击磬,就告其师道:“磬在八音中最为难学,而该生能为,可见其天资还甚聪明。”便不让其退学,由自己出钱资助。后该生果然三考登弟,被选为进土。诸如此类,薛瑄主持学政六年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有的当了御使,有的当了巡抚,有的当了知府等等。

后来,他在政坛的曲折岁月中,目睹朝纲腐败,忠臣无果,遂于1457年6月上书获准,退归田里。但仍担忧皇业后继乏人,便将对现实政治的绝望转化为对新生力量的希求,起而讲学,奋育新人。他设教于河汾,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常以“复性”为救,提倡躬行实践,并常常写诗鼓励学生。《新笋》一诗就以笋芽比喻年青一代,说他们“锐若毛遂颖,森如羽林戈”真是一派生气,尖锐森罗。“朝玩夕已高,旧竹时复过”,又长得很快,朝夕之间,变化明显,往往超过旧竹。写到这儿,诗人不由勉励道:“相期保坚节,岁寒心靡他”,希望他们保持坚直的节操,遇到再困难的处境也不动摇。就这样,薛瑄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知行台一的学者,形成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并驾齐驱,世称“南王北薛”。

纵观薛瑄的一生,可谓清廉自守的一生,正气凛然的一生,忠国爱民的一生,研理育人的一生。他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廉吏、法官、思想家、教育家。作为500年前的古贤来说,他的学术思想虽然难免有一些局限性,但其本质的方面,主流的方面还是积极的,正确的,是很值得效法和借鉴的。从伟大祖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考虑,我们总结薛瑄的成就,批判地继承他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 王婞洋      责任编辑: 张萍 来源: 黄河新闻网运城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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